疫情前的十年,经济学界问的最多的问题是通货膨胀去哪儿了。美国实施了零利率和量化宽松,欧洲实施了长时间的负利率,而日本更是这些非常规货币政策的创造者,如此巨大规模的货币宽松,通货膨胀却始终无法达到央行设定的2%目标。最新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CPI(消费者价格指数)和PPI(生产者价格指数)数据均为负值,市场上关于通货紧缩的讨论甚嚣尘上,通货膨胀去哪儿了?如何看待物价的下降成为当下宏观政策讨论最为重要的问题。
当下的通缩之辩也就更多的是当下的宏观政策选择之辩。
比较当下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时的优劣势,可以基本总结出,中国的财政政策空间仍相当巨大,不失时宜的推出更大规模的财政刺激计划可以一举扭转当下总需求不足的困境。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适龄劳动人口下降和城市化率带来的资本支出增长率放缓势必带来经济增长率下滑。
疫情后的第一年,中国经济步履依旧稳健,但挑战也前所未有。疫情后,各国经济政策实践的一个基本启示是,通缩之辩实则是宏观经济政策选择之辩。而通过对比1998年的经济政策选择,当下中国经济的政策空间巨大,不失时机的推出更大规模的结构性积极财政政策可以有效刺激总需求并为缓解结构性矛盾创造更大空间。